关于报送2016年社会责任工作总结和2017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伴随着民族国家的构造，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语言的构造过程，于是，从原来的土话发展成了现代的英语、德语、俄语等等。
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盖天下本无事，因扰之而事多。
同时，政府也有失职的时候，包括腐化、专断等等，都需要社会来监督。因此，社会空间能否健全有效地发展自身，就成为影响政治及制度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力量之一。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换言之，如果古典儒家生活在今天，他们一定主张行业及社会的自治。今天人们常常说，儒家过分重视个人的道德自觉，而个人的道德自觉毕竟只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
事实上，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它们并不完全为了政治目的而存在。 此外，把国营单位纳入到中国市民社会范畴中来，还因为就各行业自身的特性而而言，他们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这些单位终究是围绕着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的。（《孝经》第7章） 在这里，为政者（先王等）自己首先做到博爱、德义、敬让、礼乐等，让人民受到感化，认识到道德行为的价值，从而树立自身的尊严，获得强大的主体意识。
我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宽泛的定义，一方面是因为本文基于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在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差异来研究未来中国社会的方向，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不能把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概念当作不容置疑的前提预设来研究中国。一方面，法人团体仍然因袭、特别是开始时期因袭著家庭道德模式。其中有如下几个重要思想值得关注： 1、强调孝合乎人的天性。 通过《孝经》的孝治思想研究，我想说明：儒学虽然从未正式从理论上涉及过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但并不等于它的理论资源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是完全不相容的。
所以行业和社会自治的前提之一是人民的道德意识的唤醒和主体性的建立。 这里我重点谈一下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的相关观点。
他所谓成员和工商业赢得力量和尊严，指的正是人民因为道德主体意识的唤醒，而使人性有了尊严和价值。从涂尔干的观点看，儒家的道德建设虽主要集中于家族、适合于传统社会，但未必不可像罗马时期的家族伦理延伸到行会和工业企业中来。但是另一方面，它们长期以来与政府或政治国家之间都存在矛盾和张力，这种张力反映了它们对于自身内在价值和独立性的追求。 [美]包弼德（PeterK.Bol）撰、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 方朝晖：《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与在家族环境里需要家族的道德和法规相似，在法人团体里也需要一套职业道德和法规，并行之有效。 [宋]朱熹注：《中庸章句》，载朱熹注、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
所以治的问题才反映《孝经》的核心。非正式制度虽然是不可见的、甚至不成文的，但由于被人们广泛认可，在人们的心理和习惯中有根深蒂固的基础，是比正式的制度更牢固、更强大得多的。
又指出：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指法人团体——引者）是必不可少的，并不在于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在于它对道德所产生的切实影响。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所以东西南北、无思不服。
二是对社会自我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在孟子看来，人异于禽兽的地方微乎其微，但恰恰是人与禽兽的几希之别决定了人的高贵与尊严，人的生命因此而变得光辉灿烂。 [摘要]本文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探讨儒家孝治思想的现代意义。也因如此，同业公会乃是工商业的伦理化，并让后者获得了力量和尊严。今人不禁要问的是，为什么圣人或明王之治有如此神奇的功效？我想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圣王之治敬重天下所有人，即所谓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第12章）。
同时强调孝亲远不限于这些对亲人的直接行为，而同时包括居上不骄、为上为乱、在丑不争。 （一）《孝经》结构分析 今本《孝经》共18章，其中第1章提纲挈领，讲到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三个方面：一是至德，二是要道，三是孝行。
其他大量的国营企业或国有单位也是如此。比如现代中国的公司、企业、学校、出版社、媒体、社会团体等等皆属于我所谓市民社会范围，不管它们是不是国营的。
一方面，在传统社会，社会主要经济单位是家庭，而家庭也确实承担起了确立社会道德规范的任务。（第7章） 三是因为圣王并非诉诸说教，而是以身作则，让人心悦诚服。
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为天子之孝。这说明古人早就认识到，治理之道关键在于顺应人民自身自然而然、自生自发的需求。 事实上，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出现过与现代市民社会相类似的东西，而儒学也曾经在其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涂尔干的思想，从传统的家庭、家族到现代的企业、法人团体，都是借助于群体的习惯来实现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
第7章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陈之……先之……导之……示之……这段话，是对教最好的阐释，后面第9章以来多次反复出现的教，都是这个含义。所以，良好的职业习惯、行业传统、社会风气就显得异常重要，有时其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了法律和规章。
所以，儒家在法律等硬性制度之外，更寄希望于礼乐等软性制度。这一思想在今天也可以发展成儒家特有的、实现行业-社会自治的方式。
因而，必须认为法人团体乃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基石，法人团体和职业群体理应担负起为现代社会建构道德规范的主要任务： 在过去，家庭负有着制定道德和法律准则的责任……我们已经讨论过，在罗马和中世纪时期，法人团体是怎样产生相同的需要，同时又是怎样满足这些需要的。 3、第10、11、15、17、18章：孝行
客观而言，九十年代的儒学复兴或许存在某些民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过整体来看，其时的儒学研究，主要是在传统与现代相互批导的背景下， 反思和回应此前激进主义思潮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力图彰显传统儒学的世界性意义，与二十一世纪逐渐浮出水面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潮相比，九十年代的儒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基本立场和取向上也更为理性、健康。3、庞朴：《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收入《庞朴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63-67页。关键词：儒学、改革开放、民族性、世界性 纵观上世纪迄今儒学发展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儒学发展无疑可视为一场全面的儒学复兴运动。他们基本上是在中西对立的格局下，否认近代西方发展出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普世性，甚至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幻想而已，只有儒家讲的礼义廉耻、人伦等价值才是真正普世的。
17、陈来：《贞下起元》，《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第10-11页。其次，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学界对纯粹学术的追求，使得思想与学术之间开始出现分离，这对此后的儒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0、白彤东：《经学还是子学——政治儒学复兴应该选择何种途径》，《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第64-71页。就思想、学术的层面，新世纪的儒学研究，都有一种强烈的回归传统的要求。
儒学的重建和复兴涉及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工作，制度性的重建是落实儒学之精神价值的重要保证。事实上，这与海外新儒家目前正着力阐述的全球在地化问题，遵循的是相同的思想逻辑。
